第110章 聆听浩然教诲
  浩然,一个我十分想念的人,一个我时常梦见的人,一个我感激不尽的人,一个给了我思想、给了我信仰、给了我坚定意志的人。
  1985年春,感谢作家金振林,感谢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南通春江笔会,给我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,我有幸与浩然在南通共同生活了半个月,其中在如东县朝夕相处十天,耳濡目染,受益颇深。那是我人生中幸福的十天,那是我创作道路上发生重大转折和突破的十天。浩然当年的一举一动,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,他的谆谆教诲仍在我耳边回响。
  这里,在他去世六周年之际,我把他整理出来,与热爱他的人,与喜欢他的作品的读者,共同分享。也是我对他最好的纪念。
  现在打开当时的记录,发现他的话,句句都是经典,字字都闪烁着思想的光辉。他不仅是一个大作家,更是一个大思想家、大理论家、大哲学家。诚如他自己所要求的,他是一个真正大写的人。
  一浩然成了我的直接领导
  1985年3月20日夜,春江笔会主持方宣布作家下到各县市采访分组名单:
  如皋县:碧野、冯祖杰朱良仪
  南通县:陈模、张广海
  如东县:浩然、杨远新、张安民
  启东县:枫亚、朱晓平、胡兆勤
  海安县:庞瑞垠、丘峰、林牧夫
  海门县:凤章、叔迁
  海通公司:江迅
  聋哑学校:金培元
  狼山管理区:峻青
  工艺美术所:张蜀君
  南沈公司:木青
  海港:张锦江
  南通刘桥镇:金振林
  我被安排到浩然那个采访小组,他当我的组长,成了我的直接领导,接下来的半个月日子里,我的一言一行都要听从他的领导,我内心为成为这个特殊采访小组的一员,为有这样身份特别的组长来领导我而高兴万分,但我表面上却不露声色,显得很平静。
  二作家要改造人们的灵魂,首先要改造自己
  1985年3月20日晚上10点,散罢春江笔会的全体作家与南通市委、市政府领导的见面会后,浩然、金振林、木青、苏叔迁、杨远新聚集在苏叔迁的房子里,讨论笔会下一步怎么工作得更好时,浩然同志说:
  读者读了一部作品,不记得作家的名字,而记住了作品中的人物,并永生难忘。这才是真正的成功。这才是作家真正高兴的事情。
  既成名,又成人。不成名,则成人。这是我对自己几十年来的要求。我也时常对青年作者们这样讲。为什么呢?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。在社会上名声大,影响大。要改造人们的灵魂,首先要改造自己,做一个诚实的人。哪怕成不了作家,也要成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,具备一个人应该具有的优良品德。
  这个作家当了什么主席,那个作家升了什么书记,你就把它看成是好玩的事,那一切都是过眼云烟。作家嘛,就是埋头写作,向党和人民多多奉献作品嘛!这才是作家的天职。你的眼睛盯在官位上面干什么呢?那必定是没有出息的作家。不要看当时那一阵子,难得的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。
  我们不是来玩儿的,我们是来做事情的,更不是图吃图喝的,而是来写几篇东西的。所以,我要和小杨一起早点下到如东县里去,体验全新的生活,采访全新的人物,尽快让自己的大脑充实起来,现在还没有投身进去,脑海里总觉得有点空。
  三只管走自己认准的路,埋头写作就是了
  1985年3月21日中午,参加春江笔会的全体作家在狼山广教寺用素餐时,不经意间,作品评奖成为席间热议的话题,有人要浩然对此发表看法。浩然边喝酒边冷静地说:
  对这个评奖,那个评奖,我连理也不理,根本不去管他,只管走自己认准的路,埋头写作就是了。如果按照别人的眼色去写作品,甚至为了评奖去拼命地赶,那可完蛋了。
  作家们在一起,尤其在酒桌上,容易海阔天空。话题迅速转移到通俗小说上。浩然这下变得有点激动了,脸色微红,两眼放亮,尖锐地说:
  什么通俗小说,简直是瞎编乱造,这不是害人吗?你到底要把人们往哪儿引嘛?瞎编是最不费力气的事儿。
  峻青插话:我一天可以几部长篇同时写,反正是瞎编嘛!哈哈!
  浩然接着说:我们不能图一时的快,我们是党员作家,每写一篇作品,首先要对得起党心,最起码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有些人为了给自己瞎编正名,把张恨水也搬出来了。你有张恨水那样深厚的文学功底吗?
  这天傍晚散步时,浩然对我说:我写完《艳阳天》的时候是34岁,和你现在的年龄相比年长两岁。这个年龄段,身强力壮,思维活跃,正是出作品的黄金期。你要抓紧时间,不停顿地写作。我在1966年之后连续五年没写东西,心里虚得慌。作家主要靠作品,靠作品得到所应该得到的东西,这样就心安理得。现在的大环境不会影响你的创作,关键就看你自己如何把握时机。
  四今天是浩然53岁生日
  1985年3月25日。今天是浩然53岁生日。我向他表示祝福。他说,每个人每年都有生日这一天。有的人在生日这一天替自己大摆宴席,这是错误和自私的表现。人要有生日这一天,是为了纪念母亲的养育之恩,为母亲的受难日作洗礼。
  早饭后,浩然在木青住房里给青年作者讲文艺界的情况,应吸取的经验和教训。他要去投信,我接了过来,到附近邮局替他投邮。
  中午,如东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长李贻福、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徐春林,从如东驱车来到南通市南公园饭店,迎接浩然和我去如东采访。在浩然的住房,他把我介绍给他们。
  下午2时30分,我们乘车往如东,金振林,彭耀明等送我们上车。由于是阴天,从车上往四周看去,好像都一样。浩然问哪是东方。他说:我到这里,老是弄不清哪是东方,哪是西方?你这儿如果有山,我一下就分辨出了东西方向。我在家乡燕山生活惯了,凭借山势判断方位,来到平原就不适应了。
  行进途中,李贻福、徐春林关心地向他问起文艺界的情况。谈到文艺界的作家们,浩然深情地说:赵树理、柳青、周立波、郭小川都是好人。俗话说:好人不长寿,祸害活千年。他们这些好人,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。那些整人的人,总是不死。
  接着,他谈起郭小川,有钦佩,有赞誉,感情真挚。他说: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郭小川被下放到红旗渠劳动改造,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之前,他就敢于和人家斗,从来就不屈服。他最初听到“四人帮”被粉碎的消息,当时还没公开,他心里格外高兴,但又还有点不相信。他跑到南阳地委,直截了当地问地委领导。他得到了满意的回答,和地委的同志开怀畅饮,回到住处,又独自饮了几杯,抽烟,不幸着火,烧死了,直到第二天早晨,服务员才发现。他是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人。1964年,他是中共作协党组书记兼秘书长,我出版了《艳阳天》及十几个短篇集。那时不像现在,加入作协,评奖,都要走后门。谁该吸收为会员,就吸收谁。谁该评奖,就评给谁。如今无论做什么都要走后门。哪来的这么多后门呢?
  他接着说:那年,我在乡下体验生活,住在县招待所的一间小房子里,郭小川去看我。我买了一瓶酒,请他和县委书记吃便饭。桌上刚摆出一碗花生米,服务员突然喊我接电话,是我姐姐患阑尾炎开刀了,家里把这事向我报告。等我接完电话回来,郭小川和县委书记边说话,边把白酒往茶杯里倒,一瓶酒差不多喝光了。你看他多大的酒量。他就是这么个人,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从不伪装自己。
  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在北京,郭小川关在一间小黑屋里,我用自行车带着李学鳌去看他,他非常高兴。他在干校,得知我的《金光大道》出版了,写信找我要一本,但要我不签名。为什么呢?我想他是为了保护我呀!免得让我受牵连。我就尊重他的意见,没有签名,寄了一本给他。他读了,赞扬我的《金光大道》写得好。
  一路上,他赞扬南通好地方,一马平川,草长水绿,风光优美。
  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行驶,我们来到了黄海之滨的如东县。小车直驶如东县政府第二招待所,我俩入住5栋302套房,他住02室,我住01室。安顿妥当后,浩然向接待我们的副县长吴剑坤、县委办公室主任陶然生、县文化局局长陈耀介绍了此行的目的,然后坦言我们的要求。他说:
  根据这次笔会出集子的要求,如东县选择什么有特点的东西,先摆一下,把几个大的,好的方面反映出来。远新、安民和我各来一篇。写出的东西要有思想性,知识性,趣味性。趁我在这儿,早点下去,给他俩当参谋。因为过两天王蒙同志他们来了,还加上讲座,我就得走,回到南通市里,参加这些活动。张安民写计划生育,多种经营学校。远新写海涂开发,我希望他写出的作品气派大一点儿,这个题材以前电影都有人写过,所以这次要写出自己的特点。我呢,从先进个人开始写,我很想和张松林聊聊。我如果在北方,两天就可弄成一篇,因为在你们这里,语言不好懂,就弄得慢一些。总之,先走一步,调查材料。
  吴副县长简要介绍了海涂开发先进单位东凌乡的事迹。
  浩然说:明天到东凌了,大盘子就可以定下来了。有什么材料,哪怕是新闻报道也可以,先给我们看看,这对创作有好处。他说,他与基层干部、与新闻记者、与报刊编辑有着特殊的感情。他自我介绍:我14岁当村干部,一当就是8年;当河北日报记者、红旗杂志编辑,一当又是8年。我对这三种职业的感情是有缘由的。
  接着,宣传部长李贻福把我们带到一楼会客室。县委书记陆明钰,高个,方脸,英俊。县长徐相林,戴顶帽子,络腮胡,年轻,精神挺足。两位如东县的党政一把手在会客室会见我们。会客室里,盆景里的花儿正开,绿色地毯,墙上是水墨画,竹,松,熊猫。浩然又谈了来如东的意图,县委书记、县长给我们介绍全县的情况。
  县委书记、县长听说浩然今天满53岁生日,很高兴,也感到很荣幸,设晚宴招待。各种海产品,本地酒,(可见采访本上的记载)。
  饭桌上,浩然一再表示,这次和远新同志到如东县来,是来学习的,并讲了自己这些年摸索的痛苦和欢乐。徐春林赞扬他的埋头写作,与人无争的好品质,他谦虚地笑了。他讲了自己与江青斗争的一个细节:1974年,我的《艳阳天》拍成电影,送政治局审查,江青看了,同意上映。指示要见见作者。于是,通知我去中南海。当时,于会泳、刘庆棠、迟群等几人都在场。江青第一句话就说:浩然同志,我亏待了你了。你现在有什么要求,提出来吧!当时,于会泳等人都很紧张的样子。我想:他们是生怕我当了权,对他们不利。因为我能写,我有名气,有读者,一旦掌权,不是对他们威胁极大吗?我也分析江青说这种话的目的,我知道她是个好胜心极强的女人。我说:我什么都不需要,我需要的就是写作。我手中的这支笔得来不容易。我只想把手中的这支笔握好,我干不好其他的事。江青又说:你不要客气嘛!我说:真的,我连党小组长都当不好。吴德又找我谈话,我还是推托。最后,吴德表示:只要我的权力范围内能做到的,我会竭尽全力替你说话,保证让你的写作不受影响,不受干扰。
  饭后,又回到会客室,如东县海涂开发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周树立来了。浩然见到他就像老朋友似的。我感到奇怪。原来是前几天,浩然和金振林走遍了南通市所属六县,3月20日到这里,周树立给他们介绍过情况。我暗暗佩服他这种和人交朋友的方法。周树立带来了照相机,彩色胶卷,为我们拍照。浩然和我一起留影。浩然又邀请服务员一起留影。
  夜十时他回到房间,关起了房门。我给妻子写信,记日记。
  五写每篇作品,先要有个“魂”
  3月26日6时,浩然拉开02室的门,走到01室的门口,第一句话就对我说:整夜没睡着。换一个新地方,条件越好,越睡不着觉。如果是北方的炕床,还是睡得好。他扬起手中的《沧浪》杂志,又对我说:远新你这篇作品(指《沧浪》创刊号发表的中篇小说《湖水眨着迷人的笑眼》)看用什么东西串起来,是用一根你自己的感情线,还是用你自己的眼光观察,把人物、细节像连珠子一样连成一串。完全可以修改得更好一些。他把《沧浪》递给我,说:我在上面做了些记号,提了些意见,供你参考。我接过《沧浪》翻看,原来他昨夜关门进房后,把我这部5万多字中篇全部看了一遍。我内心感动不已。
  浩然在木沙发上坐下,对我说:我在家一早起来就干活,口也顾不上漱,脸也顾不上洗。晚上睡不着觉,构思了就写。早晨7点听广播,报纸我没时间看。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事就行了。中午休息一会儿。下午起来就吃晚饭。晚饭以后散步,绕一大弯子,晚上写写日记,写写信,看看书,有稿子改,就赶。一般是十点到十点半就躺下了,思考。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蹲厕所。医生朋友告诉我,每天起来就蹲马桶,二十年如此,这些年没有便秘。想的时间比写的时间多。好多东西在脑子里排着队。我脑子里有两部长篇《男大当婚》《乡村三部曲》,都在《春风》刊发了的。还有两部新的长篇。我想把张松林的弄出来,给山东《柳泉》。《柳泉》老给我寄,一看到刊物我就紧张了。这编辑患癌症,今年春节,到我家门口转,不催。他到杨沫家,说到要向我组稿。杨沫说:我陪你一起去。他俩到了我家,杨沫要说稿子的事,他又不让说。这次我到了南公园饭店,他又来了长途电话,还是不催稿子,只向我表示问候。我明白他的意思,总觉得欠了他的债似的,必须赶快还。
  浩然回他房间洗漱后,又来到我房里。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:我五十年代在蓟运河边找到了高大泉、张金发;六十年代在燕山脚下找到了萧长春;七十年代在长城线上找到了罗小山(《山水情》,现已改编成电影《花开花落》);八十年代我在天涯海角的如东县东凌垦区自联垦牧场找到了张松林。我写张松林的报告文学,准备以通信的形式表现。第一封信:引子,讲我到南通来。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周树立,我对他就是个谜。从他的长相到他的谈话,是五七战士,还是什么?于是,我就去访问,每见到一个人,就引出一段故事。然后,我就把稿子给这个编辑。你看行不行?对于张松林这个人的印象,要我口头表达,我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,但我能写出来。写每篇作品,先要有个“魂”。文学的活动,是个精神的活动,要想办法,用一种什么东西激发起来。我准备以张松林为模特儿,写部长篇小说,不超过20万字,名字叫《寻找》。张松林这一形象已逐渐在我脑海里活跃起来了。我不了解你创作的习惯。通过这次创作,你自己作一个总结,对过去好的东西,发扬;对不好的东西,舍弃。路子顺了以后就快。我语言通了,一天一个人物。我的路子是亮的。构成我作品的两个东西,一是生活,二是激情。实实在在的生活,激起我的激情,光有生活不行,激不起我的感情来,光有感情,没有生活不行。要写张松林,我现在是有感情,但还有生活不了解,因为语言不通。每个成功的作家,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。像何士光的作品,主要是艺术的成功,他把鲁迅的东西吃透了。用这个东西来创作,受到编辑和读者喜爱。
  我边听边记。天空中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,与我的笔尖在纸上发出的声音融为一体。
  我们在房里谈到8时30分,李贻福来了,要我们走。到了楼下,浩然对我讲:今天肯定闹笑话了,早饭没安排好。李部长是要我们上车下乡。我们赶快到房子里吃点蛋糕,当作早餐吧!我说:我去策略地说一下,不使他们为难。不吃早饭,下乡怎么行呀?!
  下乡。两台吉普。周树立、李贻福、徐春林陪同,先到东凌垦区,浩然大发感慨。风大,他不习惯地缩着脖子,但还是兴致勃勃地观看。
  驱车到了张松林家,浩然好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,拉住他的手,问长问短,了解情况。原先,他未见到张松林之前,他最担心的是语言不通,不能交流感情,现在他放心了。他要我把张松林书橱里的书目抄下来。临走时,他把张松林及其妻子喊到身边一起合影留念。
  驱车到如东县棉花原种场,吃中饭时,我们和场领导一桌,其他后勤人员在另一桌。我们这桌上了酒,那一桌没有上酒,浩然走过去,送上半瓶酒,硬要后勤人员都喝一点酒。
  吃饭时,浩然老师说:我喜欢吃白薯、小米稀饭,喜欢吃青菜,特别是芹菜之类。我一天至少吃一餐小米稀饭,两个窝窝头。一到冬天,老乡们都给我送小米来了。我最怕宴会,最怕陪外宾游故宫,游八达岭。
  陈国权场长要他午休,他不肯。参观牛奶场、鳗鱼场,参观如东县海岸带开发利用职业中学,他应校长要求挥毫题词:“为开发祖国的黄金海涂培养众多的人才。浩然,1985年3月26日下午。”他要我和李军在上面签名。
  参观如东县小洋口闸管所,喝了一杯水,走进所内的植物园,满眼郁郁葱葱,红红绿绿,天竹结红果,杜鹃花盛开。山茶花红艳艳,宝石花惹人眼。浩然要我把所有植物的名字记下来。我记录如下:龙枣槐、拇花、牡丹、黄杨、松柏、白山茶花、雪枣莲、四季海藻、仙人掌、五针松、黑松、腊梅(正在嫁接)、罗汉松、翡翠、爬山虎、金雀、白果树(四棵)。鸟声阵阵,叫声特别响亮的是洋鸦雀。
  周树立介绍说:洋鸦雀,翘尾巴,叽叽呱呱,叽叽呱呱,关起门来说鬼话。浩然问我把这些记下来没有?我说都记下来了。浩然对我说:写一万字的文章,没有五万字的材料,是写不成的。靠使用点小艺术手段写报告文学是不可取的,那只能给材料不足遮点羞,不会有感人的效果。我过去是不做笔记的。在我脑海里留下印象的,都是好东西。现在年纪大了,单靠记忆力不行了,必须勤记录。我与农村的同志打交道,一般情况下是可以把隔骇打消的,使他不感觉到我面目可憎。所以我能得到真实材料,写出的报告文学肯定有血有肉。人活着时,只要信守总是为了别人好这个原则,很多事情才好办,路子走起来才顺利。
  我们回到招待所已是傍晚6时30分。
  六作品是感情燃烧的结晶
  3月27日上午,又是南方最典型的那种阴阴沉沉的天。
  浩然和张松林谈。
  中午,张蜀君、余仙藻、周嘉华等来,没让休息,采访他。吃中饭时,浩然给张松林盛饭。
  下午,乘车去张松林处回来,在车上,浩然同志说:
  “医生是看病对症下药。我们搞创作是对药下症。你展开作品中的矛盾冲突,首先就应该考虑到解决矛盾的办法。有多少材料就写多大的东西。不能没有材料,就拉开一个大架子,那怎么收场呢?!
  这是高度的概括,我很受启发。
  他又说:搞创作,尤其是动笔之前,应尽可能地让自己的感情燃烧起来。作品就是感情燃烧的结晶。
  七信守三条原则
  3月28日,又是阴天。早饭后,和浩然上如东县城主街,边走我边问:你的生日是农历三月二十五日,还是阳历三月二十五日?他说:我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十九日,夜转钟二时。实际出生应该是二月二十日。但过去的农村,是以天黑天亮来计算一天的。阳历三月二十五日是推算出来的。他又说:北方人兴做寿日和生日。生日的前一天是寿日,要吃寿面。生日的当天,要庆贺。我是从不给自己做寿日的。
  谈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创作,他说:我信守三条原则,即一不发泄,二不展览,三不投机。
  我俩一同走进如东县新华书店,我看到《浩然文集》一卷,购一本,购《小木屋》《祖国名城》。浩然介绍我购买《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选》,他说:普列姆昌德是东方的屠格涅夫,小说写得泼辣深沉,其中的佳篇是《半斤小麦》。他还推荐我读艾特玛托夫的作品,他说,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写得好,尤其是中篇小说,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几乎是模仿他的,这不好,但是从他的作品中吸取一些营养,倒是完全必要的。看到书架上摆有一本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现代·当代文学二百题》,他拿下来看了一下,书中讲到浩然“秉承‘四人帮’的旨意创作了《金光大道》。”他非常气愤,说这是政治诬陷。他回去以后,要和山东文艺出版社打官司,向法院起诉。不起诉主编者冯xx、朱xx,免得由此而让他们出名。要山东文艺出版社拿出真凭实据,他什么时候秉承了‘四人帮’的旨意。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当代文学史》(2),这里面对浩然作品的评价比较客观,他感到较为满意。
  我俩回到住处,如东县苴镇中学25岁青年教师刘剑波,拿着县政府办公室的介绍信,说是要去写长沙镇印染厂的报告文学,并提出要写《浩然传》。浩然与之交谈,他们谈,我记录,录音。从上午9时谈到11时。
  刘剑波:浩然老师!我早就想写您的传记,因为我受您的作品影响较大。
  浩然:在文坛上我不属于那种吃香的人物。这是多种因素造成的。我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。你写我的传记,不会受到文坛上的掌权人物的重视的。很多大学生找我,想通过这点打开文学的大门,是不可能的。你如果写个短篇得了奖,会有人重视你。或者写那些走红的作家,会得到人的重视。现在,我也是不跟他们争,我走我的路,他们走他们的路,我总是在角落里,发东西也是在角落里。真正搞艺术的人,总是生活得平平淡淡,包括我们的老祖宗屈原。
  他们主编中国文学史大纲,我发现顾问是冯牧,我就要求把我从文学史上抽下来,我在文坛上历来与世无争。作家靠作品,我要靠两条证明我在文坛上的位置、价值,一是用自己的作品,二是靠历史。我是与中国五亿农民同时走上革命道路的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。党如果不犯错误,我比现在更好。我现在反省自己,就像日本人战后全民族反省一样。民族是水,我是船。水涨船高。全民族都在反省自己走过的路,我也同时不断在反省自己。五亿农民走过的路,我都走了。中国革命可以给我的,都给我了。我也确确实实把自己一生献给了党的文艺事业,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一分钱稿费没有,我同样拼命写。大家不能写,没有条件写,我为什么不拼命写。当然,我是受到历史局限的。毛泽东、周恩来,都受到历史局限,我能不受到局限吗?我的作品,正和误的东西,粗和浅的东西,高和低的东西并存,但不能存在真和假的东西,我觉得自己的作品全是真的。真,指两方面:一是当时的生活,就是那样;二是当时的作家水平,就是那个样子。即使错了,浅了,现在也同样存在价值。我确实是有信心的。有许多同志为我抱不平,要写我的评传。这种不公,确实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。当前,文学界个别掌权的人,确实不可能公正的,因为他们不是搞文学事业的,是争权夺利的。宗派思想在他们脑子里作怪。现在对我这样公平吗?一个农民呀!只读了三年小学呀!走过了多么艰难的道路呀!
  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我坚持写生活,如果我不挺身而出,不与《虹南作战史》他们对着干,三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亲自抓的呀!我写《金光大道》,我是写生活呀!如果说错了,我只是认为右的东西应该批判。你说那个时候,没有张金发那样的人物吗?没有高大泉那样的人物吗?张金发现在阴魂不散。没有高大泉那样的人物,中国的农村能发展到现在这样子吗?
  我就没有写过一篇歌颂“文化大革命”的,没有写过一篇赞美造反派的。我写的是《一担水》《铁面无私》。我没有给几乎每星期打电话给我的《朝霞》写稿。
  我需要的是公正。只有公正,才能使经验成为真正的经验,教训成为真正的教训。建国以后,共产党培养的作家当中,写长篇第一个成功的就是我呀!中国一个农业大国,不能不写农村呀!不应该爱护我吗?我可以写高二愣的恋爱。说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。我有没有造成好的影响呢?
  我是一个蒙受了冤枉的人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我的确说了错话,做了错事,但我能离开当时那个条件吗?全国作家三十五年没有一个犯错误的,唯独我犯了错误。袁水拍当了文化部副部长,也没有犯错误。我受了冤屈,我还是拼命地熟悉新生活,拼命地写作。1982年,我50岁,连发了六个中篇:《老人和树》,在《当代》发表;《弯弯月亮河》,在《十月》发表上卷,《北京日报》农村版连载下卷;《高高的黄花岭》《傻丫头》,在《芙蓉》发表;《姑娘大了要出嫁》《能人楚世杰》,在《xx》发表。1978年10月份我才解脱。1978年底我就深入生活,写作。1979年我就发表了《山水情》,改为电影《花开花落》。从1979年开始,到1984年上半年,我写了120万字。与此同时,还有《浩然选集》(三卷)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,包括1个长篇,8个中篇,10个短篇,22个儿童故事,10个儿童中篇,3部散文。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《花朵集》。还有两个长篇:《晚霞在燃烧》,《小说界》即将刊登。《乡村风俗》三部曲:《寡妇门前》《男大当婚》《姑娘大了要出嫁》。《钟山》载了《男大当婚》,11万字。我还想好好修改一遍,丰富一下,扩充成一个长篇。《男大当婚》,是我追赶的脚步。1982年在山东,1983年在沈阳,我是比较苦闷的,我不甘心。我要追着时代的脚步走,我不甘心落后于时代。我写了《火车上》,鞭挞时弊。我跟不上,我就开始写自传,写回忆录。1983年7-8月,我到胶东,跑了7县1市。1984年我到济东,走访了84个专业户。今年,我又到了苏中,找到了张松林,我对他说:你不是胜利者,也不是失败者,将来你在百亩荒滩上,可能成为富翁,也可能成为失败者。但你留下了一种精神,留下了经验、教训,这对人类就是宝贵财富。
  我在胶东写《男大当婚》,是反映新时期开端,表现改革的必然。我这次到苏中,走了6县1市,找到了我创作的主旋律。对于张松林,我将以他为魂,从他这儿开始,写一组小长篇。张松林等6个人,每个人集资1000元,办起了北坎垦区自联垦牧场。我从胶东,到济东,到如东,从《男大当婚》开始,写一组小长篇,纪念粉碎“四人帮”十年,共200万字的作品。明年,我就回到家乡去,老家的房子维修了,院墙也建起来了,院子里打上水泥地面了,跟我的父老兄妹们生活在一起,写我的自传体长篇。不考虑出版,我想怎么写,我就怎么写。我把自己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。我们老两口下去,带上一个业余作者下去,会烧饭的,会买菜的,还要会骑自行车的,因为我家离买菜的地方八里,要选一个老老实实的业余作者,为我做点服务性的工作。1986年,在我54岁时,《浩然文集》出了,一组小长篇也出了,我有反映合作化的,有反映改革时期的。我要写人,写人生,写心灵的辙印,写命运的轨迹。政治运动和改革开放仅仅是一个背景。
  对我三点不公平:一是从来没有把我作为一个农民作家来看,中国一大群写农村的作家,各不一样。有的是生在城市,为了事业的需要,写农村。有的是生在农村,走向城市,又回到农村。我是一直站在农民中间,写农民。评论家们没有抓住这一点。二是不了解我。别看他们骂我,老实说我的作品他们也没看。我的人生的最后一个句号,我得用自己的行动去画。那些搞评论的,也是鹦鹉学舌,也是做小买卖的,根据市场行情,什么能赚钱,就写什么,这是什么玩意儿?
  我从来就不傲视任何人,从来就不自卑,不觉得比别人低一头。从来就不说假话,不写假作品。我还是认为“文如其人”,还是坚持“写革命文,先做革命人。”有的人,可能是写出一点冠冕堂皇的文章,但内心是肮脏的。我当听到“文如其人”的讨论时,我就觉得抢劫银行的人抢劫银行是应该的,一样可笑。我是有信心的,走完我自己的道路,但我觉得是很艰难的。
  我的座右铭是:甘于寂寞,安于贫困,深入农村,埋头苦写。《艳阳天》第一卷只拿了3000多元稿费,第二卷稿费全部交了党费,第三卷没拿到稿费。写作不是为了稿费。我总是写我自己的东西,我决不被人左右。
  刘剑波:您对《春天里的冬天》怎么看?
  浩然:《春天里的冬天》,依我看应该是属于隐射文学。
  刘剑波:我碰到人和事,有感情,但表达不出来。
  浩然:一个作家要具备三个本领,一要有生活积累,不是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丰富,生活就一定丰富。二要有认识生活的能力。老红军、老劳模,他不能当作家,就因为不能认识自己的生活。三要有艺术表现力,包括文字能力,语言的积累。县委书记能认识生活,但不能表现。仅有以上三点还不够。还要用自己的化学元素,去分解生活。三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。用后面的两点,分解前面的一点——生活。
  刘剑波:我打算按文学史来读。
  浩然:这个有必要。读书是肯定的,但一定要写。不然,眼高手低。读和写结合起来,不一定拿出作品来,练笔。青年作者一写就想成名。一写就想发表。一写就端个大架子。不要这样。如果不像画家、演员那样苦练基本功,是写不出好作品的。
  刘剑波:我写散文诗之类的练笔。
  浩然:不一定规定,写片段。风一来怎么样呀!碰到一个人感到可亲呀?这是为什么呢?分析一下。用文学的笔记录下来。这对将来有好处,写作的时候,可以整段整段放进作品里。
  刘剑波:我做梦都想写您的传记?
  浩然:你离我太远,教学时间也很紧。我女儿也是教学的,1977年参加高考,离本科线差三分,只考上大学师专班,毕业后当老师。她白天教学,晚上回家还要改作业。忙得很。你教学又忙,如果再写传记,花费的精力太多,也化不来。我建议你还是搞创作,细水长流,自己能搞创作了,写作家传记,也能体谅作家的苦衷。
  下午,如东县原副县长、现任县政府顾问金德福应约来我们住处,谈张松林开发海涂,办自联垦牧场的情况,徐春林陪同,1时30分开始,5时30分结束。
  晚饭后,和浩然往如东县城大街上散步。他告诉我:北京市委正在给他,管桦、杨沫、阮章竞解决住房。他的住房很紧张,两个儿子都成了家,挤在一起,他和老伴在一间房子里,无法写作,没有专门的写作间。经常有外宾到他那里去,很丢人。北京市委将给他按高级知识分子解决新的住房。原有住房留给两个儿子住,他在老家燕山下,离北京城一百四十华里的地方,有一栋小房子,前面是老房,他舍不得撤掉,又花了3000元,承包给当地的建筑队,在老房后面盖了两间新房。他还要在里面安装冲水马桶。到一定时候,他和老伴住在这里,写多卷本自传体长篇小说。
  他说:他从不进银行,该用的用,该花的花。存款不多不少,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,又干不了大事。他家有三部照相机,三部电视机,三部录音机,需要花的就花。
  谈到稿费时,他告诉我,《艳阳天》第一卷出版时,正好是《千万不要忘记》的戏剧在全国各地上演,两个编剧住在作家协会收稿费。中央发现了,邓小平有个批示,降低了稿费标准,每千字才7元钱。这样,《艳阳天》第一卷共3000多元稿费。《艳阳天》第二卷的稿费全部交了党费。《艳阳天》第三卷出版,正好赶上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,没有发行,没有稿费。发行是后来的事情。
  我谈到创作长篇小说《洞庭丽人》的情况及创作的苦恼,他给予鼓励。
  晚上,我与陈春泉谈海涂开发,浩然看有关资料。陈春泉走时,他出来相送。
  八作品中的人物关系设置很重要
  1985年3月29日,天气终于转晴。早饭后,和浩然上街买回笔记本,录音带,上海彩色水笔。上午,采访张松林的老师陈耀武的时候,浩然对我说:采访对象讲第一遍时,不要打断人家,自己的脑子里要考虑,要构思,哪些还需要深挖的,等他第一遍谈完了,再提问,作详细地了解。有了材料,写作的时候再裁裁剪剪就行了。就像在集镇上买木材,先看一遍,需要什么木材,回过头来再买。
  午休后,浩然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刘国玺写了一封信,由我上如东县邮局投邮。
  晚饭后,趁天气晴好,浩然领着我在如东县城大街上散步,我俩边走边谈,我有意把话题往他的创作上引,对很多敏感问题,他不回避,谈得极其坦率、真诚,我深受教育,再一次感到浩然人格力量的伟大。他说:《喜鹊登枝》是我的成名作,1956年发表的。我写好后,先给了《丑小鸭》编辑部的韩映山,韩映山当时已经成名了,我还是个业余作者,属无名之辈。我迫切盼望他的回信,左等,右等,过了些日子,没等到意见,我就打电话问,他说:“已经退给你了。”这下我可急了。我没有收到呀!我就到他编辑部去找。到处找遍了,硬是找不到。我就说:“韩老师!请你打开抽屉,让我看看。”他把抽屉一打开,好家伙,我的稿子原封未动,锁在他的抽屉里,根本就没有拆开。这下,他有些难为情了。一定要我把稿子放在他那里,等他看看再说。我当时年轻,也拉不下脸面,就依了他的。等了几天,他打电话给我,说是稿子不能用。我问为什么?他说不真实。我问究竟是哪里不真实?能不能讲具体一点。他说:“韩兴老头不应该看林雨泉的日记本。一个老头,怎么会看年轻人的日记本呢?”我说:“怎么不能看呢?日记本本来就是韩兴老头给女儿买的嘛!在林雨泉桌上发现了,感到奇怪,看看有什么不可以呢?”不管怎么说,他反正认为这篇作品是不能用的。我不服气,接着把作品寄给了《北京文艺》,很快,《北京文艺》的两个女编辑给我回信了,认为作品很好,会尽快发表出来。这篇作品当时如果发不出,在1957年以后也是能发表出来的。因为那时非常需要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作品。不管怎么说,当时很快发表出来了,对我在创作上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从此,我一篇接着一篇的写,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创作上,不会打扑克,不会下象棋,什么都不会。打扑克是在1978年,别人哄着我学了一阵,我都很紧张,生怕出错了牌,影响了大家的情绪。后来,我成了写新人新事的典型。从1956年写到1962年,短短的几年时间里,我发表了一百多个短篇。这要付出多少心血呀!
  我又问:《艳阳天》是在1956年以前就写出了初稿吧?
  浩然说:是呀!写了30多万字的稿子。还写了几部中篇,例如《烈火真金》,就是写抢麦子的。我给了几家刊物,都说写得好,就是拿不准,后来投给一家刊物,也不说用,也不退给我,这样拖着,拖到了大跃进年代,大气候不适宜了,没有用出来。不过,这些中篇都在我写《艳阳天》的时候用进去了,更加化开来了。我写《艳阳天》的时候,多有激情呀,一天几千字,万把字,人也不觉得累。我走到哪里,写到哪里,到老百姓家里,蹲在炕上,就着煤油灯写。《艳阳天》120万字,时间跨度只有一个月,从麦收开始到麦收上场,其中第一卷的时间跨度只有三天三夜,这在长篇小说创作史上还没有过的。不过,现在再那样写也恐怕不行了,进展太慢了。我那时是觉得抓住一个好东西,不展开,不写透,太可惜了。萧长春、焦淑红、小石头都是有原型的。萧长春的模特儿叫萧永顺,今年61岁了。婚姻也是那么一回事。只有小石头是移过来的。在另外一个农业社,有个人不愿意加入合作社,为了阻挡办合作社的带头人把社办起来,就非常恶毒地把他的孩子投到水井里淹死了。大脚焦二菊和韩百安开始设置的不是夫妻关系,就是在《收获》发表时也还不是夫妻关系,是姐弟关系。后来,出书时改过来的。好家伙!这一改出戏了。越改越有味。所以,作品中的人物关系设置很重要。
  我问:到眼前为止,你还有没发表出来的作品吗?
  他说:有哇!那都是1956年以前写的。
  我问:1956年以前写的,当你成名之后,没有拿出来发表吗?
  他说:1956年以后发表的许多篇,都是在那之前写的,不过做了许多改动。思想水平提高了,对原有的生活素材有了新的认识,在修改的过程中,选取了新的角度。表现手法也不一样了。就包括《金光大道》在内,当时都有了个初稿。《金光大道》的后两卷我已经写好了,现在放在那里的,等待机会出版。
  我问:那为什么还有作品没发表出来呢!
  他说:两个原因:一是我后来写顺手了,觉得要写的新东西很多,总是想等到把新东西写得差不多了,再去改那些旧作。可是,新的东西太多了,一写就没有个完。改编旧东西,还不如写篇新东西。所以一直顾不上回头改旧作。我从那时候起,如果不遇上“反右”,不遇上“文化大革命”,就那么写下来,还不断读点古今中外名著,吸收一些好的东西,我恐怕比现在写的还要多,还要好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,我才34岁,多年轻呀!正是风华正茂之时。我遭受到的损失是没有人给我平反,没有人给我落实政策的。我学的东西还是少了些。我毕竟是一个只读过三年小学的人呀!受的艺术熏陶是民间的那些东西。评剧我非常喜欢。我甚至能大段大段地背。对于外国的东西就接受得少一些。我现在在认真的补课。唉!年岁不饶人呀!脑子不如年轻时那样好使了。记忆力也大大减退了。
  我问:你在《艳阳天》发表之前,给周立波写过信。你第一次见到周立波是什么时候呢?
  他说:我第一次见到周立波是在《红旗》杂志当编辑的时候。周立波写完了《山乡巨变》,大约是1962年吧!他回到北京,原有的房子被别人占了。中国作家协会给他在王府井弄了一套新房子。我上门去约他为《红旗》杂志写稿。一见面,周立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非常厚道的人,不像某些人那样老奸巨猾。
  他又告诉我:我到《红旗》杂志去工作,是因为当时陈伯达提出要把《红旗》杂志办活点,要发点小说之类的作品。要调个作家去当编辑,便于和作家们交朋友。便于组稿。因为我各方面出身都好,又年轻,又有作品,就要调我去。北京市作家协会就不同意,要调我当专业作家。胡乔木同志在《红旗》杂志负责,亲自找我谈话,找北京市作家协会的负责同志做工作,这样很快就把我调去了。我在《红旗》杂志工作期间,接触了许多作家。到省里面去约稿,都是省里的主要负责同志接待,作为政治任务对待。那时的《红旗》杂志在人们心目中威望很高,不像现在。我无论到哪个省,省委的负责同志就把省内的第一流名作家通知去与我见面,规定为《红旗》写稿,并限定在什么时候交稿。一到时间,稿子就准时来了。那期间《红旗》发了不少的好作品,像周立波的《xxx》《xxx》两篇,杨朔的《雪浪花》等等。
  我问:你跟杨朔又是在什么时候认识的呢?
  他说:那年在海南岛,我们住在同一个宾馆里,我和杨朔、李准住在一栋,还有几位作家住在另一栋。杨朔是个好人啦!散文写得美极了。真是个怪事,他一辈子没结婚。当时,李准敢于跟他开玩笑,说是要给他检查检查。我可不敢跟他开玩笑,他比我大呀!怎么好意思开玩笑呢?我也不问他为什么不结婚?李准那样跟他开玩笑,我听了都脸红。可更加奇怪的事是,前两年突然冒出一个他的女儿来,在报上发表文章,纪念她的爸爸杨朔。这可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?
  他问我的人生经历,我讲,他听得很认真,不时爆发出爽朗的笑声。
  九作家的一切都在作品里面
  1985年3月30日,我们来如东后的第二个晴天。早晨,我陪浩然在招待所院内的水泥场坪里散步,初春的阳光照耀,浑身暖融融的。在通向厨房的水泥甬道上,我们遇见《新华日报》的一位年轻记者,曾在南公园饭店采访过浩然。浩然和记者打过招呼,进食堂用早餐。饭后,他朝水泥甬道东侧的楼房里仔细观望,一会儿踮起脚,望楼上,一会儿透过松柏树缝隙,望底层楼里。突然,只见他招了一下手,又是那个《新华日报》的年轻记者跑过来了,穿着一件银灰色长风衣,样子很清秀。据我观察,他对记者围着他采访,拍照,并不像某些人那样欢迎,热衷。他觉得那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时间和精力。此刻,他主动招呼这位记者干什么呢?首先他问:你这次来如东干什么呢?当他得知,记者是来如东团县委采访有关的人和事时,他连忙说:请你代我向团县委致意,并转达我对他们的问候。同时,我向他们推荐一个优秀青年张松林,他今年不满三十岁,农大毕业,共产党员,放着现存的铁饭碗不端,优越的家庭条件不享受,组织了六个年轻人,到黄海边上,开发海涂,办起了自联垦牧场。遇到三次大的灾害,房屋被台风刮倒三次,跟他联合办垦牧场的青年都走了,有的去贩鲜货,有的去下小海,有的去当泥木工,而他没有打退堂鼓,一直是打升堂鼓,失败了,又再来干。父母亲劝他回去莫干了,何必瘦肉不吃,要吃猪皮,因办场欠下的国家贷款,他们给他凑齐,把他赎回来。张松林不干。父母生气了,非要他回来不可。倔强的小伙子就表示,你们硬要逼我回来,我就跳海算了。儿子的坚强决心,反而感动了年过半百,历经沧桑的父母,转而支持他的工作。现在,他的工作又干得红红火火的了。县、市,甚至是省里有关部门的领导对他都很重视。但是,摆在他面前的困难还是不会少。他既不是一个胜利者,也不是一个失败者,他和我们八十年代许许多多的青年人一样,是个寻找者。在有些人眼里,认为他不是个万元户,不值得重视。我认为,他既创造了财富,更重要的是发扬了我们中华民族敢于吃苦,勇于奉献的精神。他的财富都是凭汗水,凭心血创造的。不是像某些人那样钻国家空子,搞商品买卖发财。多少海涂有待我们去开发。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张松林!
  听了他的话,记者笑了笑,说:好,我替你转达。记者走了,浩然苦笑了一下,摇摇头说:我既是希望团县委重视张松林,又何尝不是鼓动你记者同志去采访,去宣传张松林呢?你是办《新华青年报》的呀!张松林对青年人,多有指导意义呀!不知是小伙子不灵活,还是思想认识水平不高。你有的是时间嘛!为什么不可以今天跟着我们一道下去跑一趟呢?!
  他一有机会,就为张松林呼吁,宣传。
  他又激动地对我说:我现在完全被张松林的事迹迷住了。我想在这里多住些时候,把张松林的文章写完再走,至少得搭个架子。关于我去南通讲课的事,给金振林挂个电话,把我放在最后一个讲。如今的事情真奇怪,无论走到哪里,都有人硬拖着你去讲课,不管怎么说也推不掉。我这个人又面子软,就怕抵面,人家讲得几句好话,我精神的防线就全崩溃了。怎么办呢?盛情难却。人家一片诚意,满怀希望,你不能使人家失望,扫人家的脸面呀!尤其是那些教师、学生。我就怕学生围着要你题字。我没那么快。我要坐下来仔细想想才行。大庭广众给人题字,那是诗人的事,小说家应付不了那种场面。小说家只能塑造人物,描绘形象。一旦到了那种场合,不题字也得题,你又不能逃跑,有什么办法呢?!本来嘛!作家就是埋头写作,作家就是凭作品说话,作家的一切都在作品里面。作家只擅长写,不会讲。抛头露面,发表演说,那是政治家干的事。那是靠逻辑思维,不是形象思维。与作家是两码事儿。作家是靠形象思维。人家硬要逼着去讲,只好去讲罗。有时候也难免讲塌场。俗话说:文人不见面,见面松一半。作家只会写,不会讲。可有些人却以为会写就必然会讲。
  这时,吉普车来了,如东县原副县长、现任政府顾问金德福,县政府办副主任徐春林,陪同浩然和我,乘车前往张松林的自联垦牧场参观采访。阳光照耀,道路两旁一望无垠的田地里,麦青,草绿,油菜葱郁。我们到达的时候,张松林已经进掘港镇办事去了,只有他的妻子正在饲养雪白的长毛兔。这个女子长得清秀漂亮,瓜子脸蛋,齐耳短发,苗条身材,说话温柔,举止文静,穿着白大褂,内里露出天蓝色的羽绒衣,配搭十分得体。她要丢下手里的活,替我们沏茶。浩然连忙阻止,要她领着参观鸭房,兔房。浩然边看边连声说好。参观完了,浩然站在门外,望着一望无际,人烟稀少的海涂,感慨地说:荒凉,寂寞,没有雄心大志的人是不会到这里来创业的。
  他走到屋后的匡河边,看见正从水上飞起一只尖嘴,黑羽,两腿细长血红的鸟儿,问我:这是什么鸟?我摇摇头。徐春林介绍,那是潮头鸟,它们总是在海潮到来之前,叽叽鸣叫着,给下海的渔人们报信。对这种鸟,渔人们是不许捕捉的。
  河边的土地上种着绿油油的蔬菜,其中一种圆形叶片,铺地生长,油绿水光的蔬菜格外引人注目。我好奇地向徐春林打听其名称。徐主任介绍:本地人称其为黑菜,生命力极其旺盛。我走到河边,伸手采了一片叶,用舌头舔了舔,咸咸的。浩然问:给它们浇什么水呀?
  一个手挥鎯头,正在敲击水泥板的小伙子搭话:它们和我们一样喝的天水。小伙子身边放一部收音机,正在播放着流行歌曲《等待》。他生怕我们不明白他话里的含义,尽可能用带着浓重的如东口音的夹生普通话给我们解释:这里的水不能喝,我们用水缸接天上落下来的雨水浇菜、饮用。
  浩然悄声对我说:他们过的这种生活真苦!文化娱乐也享受不到。我真想买部电视机送给他们,可这里又没有电。他显得焦躁不安,十分惋惜。
  我心里想:就凭你那几个稿费,经得起几送。我没有说出口。因为我由此更加看到了浩然那颗纯洁无瑕的心,我不愿刺伤他。实际我知道,他并不宽裕。最近出版的《浩然文集》没有稿费。文集共500万字,如果有稿费是一笔不大不小的财富。可第一集出版,只给了300元印数费。他还寄给春风文艺出版社30元,自己购书送人。文集中编入的《艳阳天》第三卷才有稿费。轮到该集出版,还不知等到哪年哪月呀!人家写部中篇,这里选登,那里转载,弄来弄去二三十次之多,稿费抵得上他写一辈子所得到的报酬。《金光大道》近百万字没有分文报酬,《西沙儿女》不仅没有分文报酬,还怄了一肚子气。如今,他还想的是给张松林买电视机,改善文化生活。他就像《艳阳天》中的萧长春,《金光大道》中的高大泉,《山水情》中的罗小山那样,心里总是装着别人,唯独没有装他自己。真是文如其人,人如其文。如今像他这样表里一致的作家有多少呢?
  11时30分,驶车往如东县耐盐植物园。途中,我问身旁的徐春林,他和人合作写成出版的长篇小说叫什么名字,徐春林说:《映天红》,30多万字,是1977年出版的,三人合作,每人分得300多元稿费。浩然马上说:这本书我有?徐春林惊讶地问:你怎么会有的呢?
  浩然说:嗨!那时候,无论哪家出版社出版了新书,都会送给我的。目前,赠送给我的大型期刊有80多种,报纸有60多种,我哪有那么多时间看啦!只挑好的看。其余的让它全堆在屋里,简直成了灾。北京的业余作家到了我家只要他们愿意要,我就让他们随便挑,刊物报纸到了他们手上,比积压在我手上产生的作用要大得多。你那本书我是看过的,淡黄色的底子,衬着映天红几个字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。
  徐春林激动地说:这本书出版快十年了,您还记得这么清清楚楚,我感到很荣幸。请您给我多指教。
  我们在如东县耐盐植物园吃中饭。浩然反复叮嘱这里的负责人小黄,不要搞特殊招待。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。金德福问:你喜爱吃什么东西,你就讲。我们生怕你在这里生活不习惯。以前,上面有不少的会议到我们这里开,也有不少的人到我们这里来参观。来了,我们就用海鲜品招待呀!譬如虾子,只用酱油、醋沾一沾,生吃。他们吃起来有味,猛吃。结果,拉肚子。反而批评是我们的东西不卫生。头一次吃海鲜品,要尽量少吃点,同时喝一点白酒,可以防止拉稀。你从北京到我们这黄海边上来一回不容易,您想吃什么,您就讲吧!
  浩然:我有饭吃饱就行了。徐春林:你不会没有喜爱呀!浩然说:我呀!就喜欢吃蕃芋,吃小米稀饭。蕃芋在你们这里叫红薯,还是叫白薯?小黄连连说:白薯!白薯!
  午饭后休息,浩然连衣和人躺了一个小时就起床了。下午2时30分,听北坎乡九大队党支部书记老吴介绍张松林的情况。浩然对吴支书强调:在张松林遇到困难的时候,是吴支书你帮助他,鼓励他;在张松林扬名的时候,也希望你能及时地给张松林敲警钟,不要骄傲自满,不要犯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。浩然这样告诫别人,他自己就是这样光明磊落,一寸不染。我从他嘴里得知,他的老伴比他大五岁,是旧社会包办的婚姻。北方有个习惯,男的很小就订婚,找一个比自己大几岁的姑娘进门,好当一个正劳动力使用。他二十岁生第一个儿子,他共有三个儿子,大儿子、二儿子,都结了婚,跟他住在一起,大孙子满5岁了。大儿子身高1.82米。小儿子正在念中国政法大学。1958年生了女儿春水,现为中学教师,个子高,篮球打得好。春水很清高,国家篮球队几次挑她去,她就是不愿去。她喜欢躲在家里看看书,偷偷地写写东西。写了也不给他看。一次,浩然趁女儿不在家,翻看了她的一篇作品,还算写得不错,语言有个性,虽然也少不了学生腔,但总算是她自己的不是抄来的。她只能写城市生活,从小在城市里长大,不熟悉农村生活呀!女儿征求他的意见,要把作品往外寄。他不赞成,还要她多练笔。如果作品质量不高,寄到了编辑部,会使他在编辑部工作的那些老朋友为难。还让她压一压,憋足劲了,再往外冲出去。春水就因为是他的女儿,找对象为了难。她本来就身材高挑,相貌俊俏,再加之她出生在这样的家庭,一般人家的小伙子一听她是浩然的女儿就马上打了退堂鼓,不敢高攀她。实际上,他这做父亲的,根本没有半点门当户对的想法,更不想高攀。可是,你总不能写个广告,让人家知道呀!春水又清高自傲,即使心中看中了哪个小伙子,又不肯主动向别人表露,像他一样,自尊心特别强。不过结果总算很好,找了个称心如意的女婿,是他在京郊一个老朋友、老同事的儿子,身材、相貌跟春水相称,人很聪明,厚道,当过兵,后调一家国营工厂宣传科工作,现在正在大学进修两年,单位让他拿大专文凭。小两口为了工作和写作,暂时不要小孩。他和老伴都尊重女儿女婿的决定和选择。这就是他美满的家庭。而当初在他出了名,成了作家,尤其是《艳阳天》出版后,有不少的大学生、中学生给他写信求爱,他从没有动摇过半点。一个人出了名,有了钱,在生活作风上严格要求自己,也是很不容易的。中国的老百姓最看重这个问题。几十年来他与老伴相濡以沫,日子过得幸福美满。他说他很知足。
  下午4时,我们驱车如东县贝类产供销技术开发试验站采访。回到耐盐植物园吃晚饭。白薯,稀饭加咸菜。浩然吃得很喜欢,很开心。
  夜8时,我们才返回招待所。浩然对我讲:如东县的基层干部都有水平,不是那种昏昏庸庸度日子的人。有这样好的干部队伍,如东县的经济振兴大有希望。
  十中国农民是最善良的阶级
  1985年3月31日,天气更加晴朗。早饭后,我和浩然上街找理发店理发,边走边谈。他说:刘绍棠爱讲,会讲,不讲就憋得慌。他做什么事情都憋着一股劲儿。绍棠打成了右派后,他的三个儿子倒是更加争气,更加勤奋,都升了大学。如果是现在这么好的条件,他的三个儿子很难说都能考上大学。绍棠的妻子是归国华侨,在中学任教,为人特别厚道,就是我们到他家去了,她都怕与我们说话。绍棠打成右派期间,就靠那之前的三万元稿费存款维持生活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绍棠没挨什么整,反正他被下放农村,不在单位上,人家都忘记了他,没人整他,所在大队的乡亲们还待他特别的好。中国农民是最善良的阶级。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,绍棠开始是北京代表团的副团长,被陈某某他们选掉了。他原先还打算在大会上发言,我叫他别发言了,一发言,理事都会选不上。他听了我的。北京的四只小天鹅:王蒙、从维熙、刘绍棠、邓友梅。其余三个都得意了,唯独绍棠不得意,不痛快。大会上,丁玲也没选上副主席,是向中央报告后候补上去的。你看这多难为情。丁玲就是不会搞权术。她多么好的条件,多么老的资历,却偏偏没有选上去。
  上午10时,如东县兵房中学王建华来访。他对浩然说:我们全校师生听说您到如东来了,师生员工都想见见您。我爸爸在这里工作,他是如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任如东县进修学校校长。我知道您很忙。到了学校,再到我家,请您看看我设计的火柴盒图样。吴强同志到过我们这里。我们没有什么招待,就是海货。你到我们如东来,我们感到很荣幸。
  浩然说:任务很紧。昨天晚上市里来电话,要我4月1日赶去启东县参加县文联的成立大会。你看这样好不好?等我把这个任务完成了,我和远新到你们那里去一趟,看看老师,学生就不见面了。我不会说呀!我如果能留到本月5号的话,我争取去。我现在对于在这里掌握到的生活素材,像复习课本一样,再复习一面。我一直没看到有关介绍张松林的文章。我写个小稿,先给《南通日报》发一下。我很怕讲话。你看,我和远新在一起都是把门关上的。我对气候不适应,感冒了。我脑子里全是张松林,进入了那境界,就出不来了。如果硬要我到启东去参加县文联成立大会,我就转身到你们那儿去一下。去的时候,我会事先与你联系。
  王建华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一叠画作,一张张给我俩介绍:“我设计火柴画,酒瓶画,也集邮。这都是我设计的作品。”他要求浩然给他题词。浩然对他的艺术追求给予鼓励、赞扬。他稍作思索,泼墨挥毫,在宣纸上写下:“采艺术灵气,燃思想火花,点滴集聚,持之以恒。祝愿王建华同志大业成功。浩然一九八五年于如东。”王建华很激动,又要求浩然给他父亲题词,并写下他父亲的名字,递到浩然手上。浩然沉吟了一下,挥笔写道:“山高江长黄海深,难比老教师一颗心。敬书群众之意。王冠千老先生留念。浩然一九八五年于如东。”
  我当时本想借机向浩然讨幅墨宝,一则考虑到他太劳累,太辛苦,二则觉得以后有的是机会,就没有开口。不想这机会错过就成了永远的遗憾。此次,他用碳索笔为我题词,后来,他给我写过很多信,为我的作品集《中国刑警大扫黑》作序,我邀请他到汉寿县采访讲学,我全家到三河市登门看望他,我们留下很多合影,我也留下了很多他的讲话录音,就缺少他的一幅墨宝。这成为我一生中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  3月31日晚饭后,浩然对我说:要想得到真实生动的生活素材,只有微服私访才是最有效的途径。于是,他领着我和南通电视台的两位年轻记者,经由烈士陵园悄悄绕进了掘港小学,面对如画的校园,浩然赞叹:我几乎走遍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,看到这么优美的农村小学,还是第一次。即使是北京、上海、天津那些大城市里也找不出。这简直是一幅优美的画呀!他又说:每一个热爱本职工作的教师都是杰出的画家,为每一个学生描绘出最新最美的前景。
  十一绿色是世界的灵魂
  1985年4月1日夜晚,天空星光朦胧,地上蛙声隐约,我和浩然正打算外去散步,突然如东县掘港小学教师蔡萍、吴彩虹等来访,要求浩然给她们谈谈文学。
  浩然:文学需要有一种气氛,什么地方搞什么的人多,就会出现一大批。北京因为有诗人,就出现一批学诗的。通县活跃在文坛上的刘绍棠、丛维熙、李希凡,我一个。仅一个县,可以找出30个出过书的人。神秘感是一种阻碍。因为大家相互影响,觉得你有那个条件,我也有这个条件,甚至还要好,你能干的,我也能干。
  蔡萍、吴彩虹老师代表掘港小学请浩然到她们学校给全校师生讲话。浩然对她俩说:我顶多只能和老师们见见面。蔡萍:孩子们很欢迎你呢!浩然:孩子们对我不了解啦!要通过多方解释才知道还有这么个人。现在是霍元甲、陈真的天下。我要是有一身武功,能教孩子们舞棍弄棒,那可能会受到欢迎。我看先等一等再去讲,一是等我身体恢复了,我就去你们学校讲讲自己的创作体会吧。我到南通的第一天就感冒了,一直不见好,身子始终不舒服,但也不发烧。随着天气好转,我的感冒应该就要好了。二是等更多地熟悉了这里的生活,我和远新、金振林,都还想在这儿多留一段时间,多交几个朋友,多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,那样和孩子们对话就会有更多共同的语言。蔡萍、吴彩虹追问大部头《艳阳天》的创作经过。浩然:我写《艳阳天》之前,没有一篇作品是在太阳底下写出来的,全是晚上写的。你写小说,人家就讲呀,同一个单位别的记者下去了,你不下去,人家也有话说。在《红旗》杂志做编辑了,我白天才有点时间写。一人一个大办公室,我和关锋轮流上班半天。那一年我写了一百个短篇。无论在哪里,我写作的地方必须是干干净净的,不然我干不了。我一般是晚上起草,中午修改。一到晚上,我和妻子分工,各自照看一个小孩,先给小孩洗手洗脚,哄着入睡后,赶快去写。孩子喜欢尿床,等到我写了去端尿,已经尿在床上了。你们当教师的搞文学创作对教育也有促进。许多教育家,也是文学家。学校领导要支持,老师也应该为学校着想。你们县成立了文联,会好一些。100万人的大县,应该成立文联。我们现在写的儿童文学,不是给小孩子看的,是给大人看的。我当爷爷了,准备写一组幼儿文学给孙子们看。目前搞文学的同志都有一种困惑,书都订不出去。我的《浩然文集》第二集的订数还不到一万册,书店不订,你毫无办法。书店负责订书的人一看是什么传奇、大侠、武打,他才肯订。我的《浩然文集》是10卷,我的《浩然选集》是4卷,两种订数都不是很理想。因为出了书卖不出去,导致有些搞文学的人也改行了。这不是好现象。
  我这次写一篇关于张松林的作品,仅几千字的篇幅,要花多大的精力呀!仅下去采访就是四次。南通电视台的两个记者来拍我下乡体验生活的镜头,要在如东县城附近找个地方,拍几个镜头。我不同意,我这次采访的是张松林,县城近郊我没有去,要我弄虚作假,我决不干。不说现在,过后想起来我都受不了。由于我的坚持,他们才同意到张松林那儿去拍。这才算有点意思。大的方面我是从不让步,从不妥协的,至于鸡毛蒜皮的事我从不计较。什么武打,传奇,什么意识流,这些路子我不能走。赶形势的作品,我也不想写了。如果要赶形势,我也会的呀!把萧长春、高大泉写成左的产物,把弯弯绕写成英雄人物。这样我也可以得奖。但我不能那样干呀!我也顶多还能干七八年。干再长时间不现实了。60多岁了写长篇,根本受不了啦!巴金、茅盾先生,他们的长篇都是什么时候弄出来的呀?!年纪轻,身体好,脑子灵,才能写长篇。你们学校组织学生开发海涂的资料要好好保存,我搞创作,还是侧重挖掘五六十年代那段生活,那是多么宝贵呀!霍元甲呀,陈真呀,占了学生不少时间。这种现状不是某一个文艺家、教育家能改变得了的。
  蔡萍、吴彩虹刚走,如东县掘港小学《小绿叶》文学社总辅导员,33岁的青年教师何剑明来访,他请求浩然为他主编的内部小报《小绿叶》题词。浩然爽快应允,并立即挥毫题写:
  绿色是春天的使者;绿色是生命的摇篮;绿色是人类的希望;绿色是世界的灵魂……祝福你,组成绿色一切的一片一片的小绿叶!
  题赠如东县掘港小学校小绿叶文学社
  浩然
  1985年4月1日如东
  何剑明表示:掘港小学要对他举行欢迎仪式。浩然坚决反对:那绝对不行。那会令孩子们反感,给孩子们留下坏印象。只召开小型座谈会,面对面地交流,气氛亲切轻松,那才会收到好的效果。浩然对何剑明在教学之余,既坚持自己从事业余创作,又花大量的精力办好《小绿叶》,培养小作者的行为给予高度赞扬,鼓励他坚持数年,必有收获。他强调:无论任何时候,无论任何人,要想当作家,必须首先具备做个好人的资格。要不然的话,你是个品质很坏的人,怎么能写出优秀作品呢?俗话说文如其人,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浩然说:1981年,就是我女儿春水结婚的那一年,我从大堆来信来稿中,发现有一封盐城来的信很特别,写信人姓孙,是一个身体有伤残的青年。他希望我向他当地的领导呼吁一下,对他的业余创作给予支持。我给盐城文化馆的同志写了信,请他们支持这个青年。文化馆的馆长和一个干部去了他家,鼓励他,支持他。他又给我写了信,我又给他寄了两本杂志。正在这个时候,出事儿了,这个村有一个孤老头死了,怀疑是这个小伙子杀死的,把他抓起来了。文化馆的姓陈的同志马上想到我的信还在他手上,赶紧去把信取来了。姓孙的青年承认了是他杀了那老头。我很想去看看,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后来得知,公安局对他作出的结论是谋财害命。像这样的人,怎么能写出好作品呢?怎么能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呢?大丰县还有个业余作者,是教师,业余创作二十多年,没有发表一个字,但平时表现很优秀。我帮助他在《庄稼人》发表了第一篇,才200来字,对他鼓励很大,接下去他发表了一篇又一篇,而且质量上一篇比一篇好。
  浩然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,接着说:通县有个小青年,关在家里写长篇,他爸爸是我过去的老熟人,想通过我帮帮他。我在写长篇,步行二十里,到了他家里,我一看,不行,劝他到乡下的老家去写。果然,半年以后见了成效,在《北京日报》农村版发了小说,得了奖。后来,我去济东采访回来,特地去看了他。他有心脏病,书呆子,我们去了,他仍然写个不停,不知道给客人倒水。现在他专门写小小说,写了一百多篇,质量特别好,我向《北京文学》推荐了一组共14篇,我给每篇写了点评文章。可直到现在,这个编辑不务正业,印什么福尔摩斯去了。那14篇稿子现在还没有发出来。这个作者的字写得好极了,一笔一画,工工整整,美观大方。他是平谷县东皋乡赵家坞村的人。
  十二我一直是追着时代的脚步走的
  1985年4月2日夜,没有安排采访活动,也没有来访者,难得的清闲时光。我和浩然坐在招待所下榻的房间里聊天。
  浩然:当初《艳阳天》发行500万册,翻译成多种文字。仅在日本,《艳阳天》就发行了10万册。这都成为过去了。作家不能吃老本。如果吃老本,没有新作不断问世,就被读者忘记了。我从五十岁生日那天开始写自己的自传体长篇,这一是为了出新作,二是不想跟风,三是对自己的人生有个总结,四是对读者有个交代。但我总觉得心里不安,因为我一直是追着时代的脚步走的,塑造了萧长春、高大全等一大批公而忘私的革命英雄形象,深受读者喜爱。改革开放以后,我却没有写出几个新时期的人物。自从去年在河北蠡县创作会议之后,我就深入现实农村,寻找新的生活,新的人物,我要创作出一批新的作品。我在《追赶者的几句话》一文中吐露了自己的这一心声。此文发表在《北京文学》1985年2期。我写了《男大当婚》之后,接着创作我的《乡村三部曲》,这一组作品中的第一部是《寡妇门前》,第二部是《终生大事》,相继发表在1984年辽宁《春风》丛刊,1985年发表第三部《半路夫妻》。我出身农民,我坚持为农民写,因而受到农民的喜爱和欢迎。坚持一辈子为农民鼓与呼不动摇,这就是我的创作目标。
  我听着他的话,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。我与他一样,也是农民的儿子,只是他出生在燕山脚下,我出生在西洞庭湖畔,他表现的是北方农民,我表现的是南方农民,就艺术水准而言我距离他很远,但就创作方向来讲,对农民的深厚感情来讲,我完全可以向他靠近,做到与他一模一样。我暗暗定下了这个目标。
  十三办事不认真就不是我
  1985年4月3日,阴转晴。一早,浩然把《题赠小绿叶文学社》一文拿给我看,说:你看内容行不行?我仔细看了看说:你前天晚上不是已经给小绿叶文学社题写过了吗?怎么又费这么大功夫重写?他说:对前天写的我不满意。越是给小朋友们写的,越要认真,越要讲究质量。办事不认真就不是我。对小朋友不真诚就不是我。你给我挑挑刺吧!我手握散发着墨汁清香的稿件,认真拜读。
  题赠小绿叶文学社
  绿色是春天的使者;绿色是生命的摇篮;绿色是人类的希望;绿色是世界的灵魂……
  没有绿色,就没有万紫千红的春天,就没有欢腾跳跃的生命,人类也难以繁衍下去,世界将会死亡……
  伟大,神圣的绿色,可亲可敬的绿色,是由一片又一片的,普普通通的小绿叶们团结组合而成的。
  天底下的小绿叶众多得无法计其数;无其数的小绿叶各自独具特点,找不到完全一模一样的两片。这如同我们祖国需要各种各样,各行各业的人才一样:需要教育家、科学家、作家、诗人、医生、司机、理发师、售货员,以及为社会主义建设而辛勤劳动的工人、农民、牧民、渔夫等等,等等。
  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是平等的,没有高低贵贱之分;缺少哪一种行业接班的后继者,都会使美满的社会结构变得残破而畸形。那结果是极为可怕的!
  我们要爱各种各样的小绿叶,爱各种各样的社会职业:只要他对春天,对生命,对人类,对世界有益而无害,就要给予真挚的,深切的爱。
  小朋友们,都来作一片美化春天的小绿叶吧!都来做一片可以调节气候,阻挡风沙,可以喂牛羊,饲鸭兔,可以燃烧发热,成为灰烬而后肥田的小绿叶吧!都来作一片鼓舞人心,活跃世界的小绿叶吧!
  祝福你,构成绿色一切的一片一片的小绿叶!
  浩然
  1985年4月1日于如东县
  (注:这是浩然同志在给何剑明同志的题词基础上改写的。)
  下午1时40分,我午休后起床,浩然开门来到我房子里,拿着《题赠小绿叶文学社》的稿子,说:你看,险些弄错了几个地方。在小朋友们眼里我是权威,那影响多不好。于是,他指着我抄在笔记本上的他这文章,要我改正过来,我不禁脸红了。我抄的时候就为什么没发现呢?他走进自己房子里,感慨地说:为了这件事,花了我多少时间啊!是啊!他昨晚熬了一夜写成,今天连中午都没休息,还在仔细推敲斟酌。小朋友们知道了,一定会受到感动。
  十四人的一生要为时代的前进做点贡献
  1985年4月3日,晴。下午,浩然在掘港小学发表讲话:
  我的父亲是个破产的农民,灾害把他逼到开滦煤矿当窖化子。有一个开滦小学,是工头的子女才能上学。还有一个教育馆,收容穷人家的孩子入学。多大的面积呢?三间正房,两间厢房。三十多年以后,我去看,地震以后还没有倒,操场是黑土,人也是黑的。我八九岁,没看到有谁穿过一双白袜子,因为一穿就是黑的。念了三年书,我母亲把我带到宝坻县,这是我的外祖母家,与蓟县一河之隔。这时我父亲死了,不久我母亲也死了。我自己挑起了生活的担子,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  在座的同学们都爱好文学,我不是凭这三年半小学当作家的,我后来发奋自学补上了作家应有的知识。你们靠近烈士陵园,不应只当一个风景,应当学些烈士精神。烈士们为了今天的生活,流尽了鲜血,才换来今天的环境。小朋友们应成为一个诚实的人,热情的人,有理想的人,有本事的人。什么是诚实呢?就是诚诚恳恳的为人,扎扎实实的做事。什么是热情呢?热情就是会爱会恨,爱好人好事,恨坏人坏事,爱父母,爱兄弟姐妹,爱老师,爱大自然,爱一草一木,不欺压人,这就是我认为的热情。
  理想,就是生活的目标,长大了做什么事?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,要为时代的前进做点贡献,为人类留下一点东西。起码要当一个有益他人,而无害他人的人。
  什么是本事?就是知识。书本的知识,实践的知识,就是保证要有实现理想的能力。
  希望小朋友们做这样的人。
  前天校长和几位老师到我那儿去,要我给小绿叶文学社写几个字,尽管我不会写字,我还是题了几个字,但没有尽意,在原来的几句话上做了注解。
  老师是用口头向学生搞教育的,我是躲在角落里,用文学向小朋友进行教育的。
  同学们爱好文学,我作为长辈,很高兴。我喜欢这个“小绿叶”文学社的名字。我题的几句话,是我对人生的理解。作为我对你们的希望。
  我们的时代,需要大量的诗人、文学家。建设社会需要两个轮子,物资财富,精神财富。无论缺少了哪一只轮子,即使是平板车也会停止前进。物资财富的创造者,是工人、农民。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同学们想当的文学家,包括在座的老师。随着时代的前进,物质和精神的创造者会合二为一。
  我希望同学们当文学家。那么,应具备什么条件呢?
  第一,希望同学们从小就要关心国家大事,具有一定的政治头脑。为什么呢?只有一定的政治理论、政治思想,才有认识生活的武器和能力。社会生活经作家的大脑反映,什么是美的,什么是丑的,表现出来。要搞好文学,没有革命理论是不行的。世界上有反动的作家,有进步的作家,但没有一个糊涂虫、傻瓜蛋会成为作家。一个不知什么是丑,什么是美的人,怎么也不会成名成家的。同学们还小,我只能说到这种程度。
  第二,从小就要接触社会生活。杨远新同志听到你们开发海涂的实迹,跑到这里来了解,感动了他。这就是社会生活,你们家与姑家,姨家,与左邻右舍地接触,这就是社会生活。用政治理论化解,认识,渐渐积累起来。一个作家的童年生活是他创作一生中取之不尽的宝库。即使我跑到了你们这里,我还是动用我童年的生活,补充我的作品。
  第三,从小就要注意到文学方面的修养。多看点书,多听点民间故事,要看看地方的戏,因为它们是我们民族的文化流传到今天。你们将来要当作家,就要了解中国自己的文化,再看外国的。你们小绿叶文学社的同学看电影,与一般观众看不同。不要看《霍元甲》,那是不真实的东西。那是湘江哄外国人的。不要只看热闹,要思索。这样才能具备文学修养。
  第四,从小要丰富自己的语言,文学实际上是语言学。通过自己的语言,向人们表达自己的人生观,表达自己要对人们说的话。语言来自两方面,一种是从书本上,这是流。一种是源,就是从父母,从外婆,从祖母的语言中学。外婆是工人,就有工人的语言。外婆是农民,就有农民的语言。不仅要学,而且要用。用在作文里面。文学是语言的创造。从书本上来,从群众中来,还要根据自己作品的需要,变成自己的语言。语言丰富,才能成为有前途的作家。有些作家是从书本到书本。这是没有前途的。也是不会受到人民大众欢迎的。
  第五,同学们爱好文学,爱好与理想的实现,是有一定距离的。同学们长大了,理想也可能会改变。不管做什么职业,有语文知识,有写作水平,都是有益的。任何人都离不开文字,譬如说:你想当一个教育家,光讲还不行,还要用文字表达。没有文字表达,只能是一个“匠”人。还要学外文。同学们或发现自己没有当作家的基础了。就不爱文学了。想当作家,就偏科,历史、地理、数理化都不学了。这是不行的。一个作家,必须具备各方面的知识。不然,会变成畸形发展的。希望小绿叶永远的绿下去。有这么好的环境,有这么好的老师哺育你们,你们中间一定会出现作家,诗人。只要我不死,我在北京迎接你们。希望在那里相逢。在我家给你们做拿手的饭,给你们包饺子。
  在这种场面,我说一个想法,前面是对同学们讲的。这里,我对老师们讲一句话,我们是同行,都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。搞教育责任重大。总说新旧交替,说实在话,现在才是真正的新旧交替。老师很难当,作家也很难当。我的写作,不是为了当作家才写作的。我是十七岁搞写作,十四岁搞革命才开始看《冀东日报》,那时根本不看文章前面或后面的三个字,不知道文章是人写的,以为天生就有的。搞青年工作了,要给报社写文章,才知道的。我是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,宣传党的思想,才当作家的。我是用笔做教育工作的。不管人们怎么讲,我是这样看。把政治代替艺术也好,把艺术代替了政治也好,对立起来也好。不能因为过去有过失,就否定文学的教育作用。我和搞教育工作的同志,都是希望人们接受这个观点。即使是山高,花美,河长,也是为了让人们接受你的观点。有一个日本很反动的女作家,跟我辩论起来了,她认为文学不是为了宣传,我说不可能,只要拿起笔来写,就有自己宣传的观点。她马上指着墙上的长城画,说这里,宣传什么?我说是为了宣传热爱祖国山河的思想。我希望大家认真对待教学这一神圣工作。我写作是认真的。哪怕是到掘港小学来,我也认真准备。我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写了四百万字,没有分文稿费,我也写。一提写作的人,就是名利,我不承认。我开始拿到了四毛钱稿费,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要说名利思想,我是到了文艺界才有的。
  搞教育的同志,与搞文学的,都是为了宣传,过去,在江浙一带,叶圣陶先生,鲁迅先生,都是搞教育的。许杰同志的小说也是写得很好的。他们都是搞教育出生的。文学与教育是不能分开的。我的女儿是做教育工作的,这是我帮她选择的。我的女儿个高,一米七几,我的儿子都是一米八几,四条大汉。女同志不外乎三项工作:文艺,教育,医务。搞文艺,她的爸爸误入了歧途,搞跳跳蹦蹦,只能几年。你们搞教育,为孩子们写点作品,你们熟悉孩子们的生活,写起来生动。给孩子们写,写孩子们,也会促进教师们对孩子的了解。我希望老师们根据自己的可能给孩子们写点作品。我的女儿教初中,插队以后高考差三分,我让她考了师范戴帽的,两年的中专。毕业了教初中,多少作业呀!要说挤出一点时间,作为业余爱好也不是不可能的。一天挤出一小时,一个星期就是一天的工作日。
  我给同学们谈了那一些,可能是有很多不对的东西。但都是我对社会,对人生的认识。我不了解孩子们的接受能力。我希望把我所讲的,去粗取精,作为有用的东西。我今天特地刮刮脸,精神一些。让孩子们留下一个好印象。我应该来,我如果不来做点工作的话,就不算一个真正的作家。是一个名利追逐者。我希望对他们起点鼓励作用。我不来,我会不安的。前两天启东县成立文联,要我去,我当时正是结穗的时候,我怕打断,我没有去。那么多作者们希望见到我,我却没有去,心里很难受的。我希望老师们把我说的话,输送到同学们脑子里去,起到好的作用。
  十五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作家
  1985年4月6日,阴。上午,浩然在如东县文学艺术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:
  我到这个地方来以后,觉得很好。我总是把苏中的人民与上海外滩的人联系在一起。这个地方的老百姓,很有燕赵山民们的特点,厚道,热情,不仅保留了中华民族古老的东西,这里是老革命根据地,没有陌生的感受。也有弱点,特别固执,自以为是。只要认定这个作家,就觉得他什么都会干。我本来书法一般,不敢亮丑,可这里的同志硬是把我当成书法家来要求,拿起墨笔让我写,很难,还要求我会讲。如果如东县计划生育不好,就只差让我生个孩子了。
  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作家,但又是作家队伍中很特殊的一批人中的一个,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,农业人口最多,我拿起笔来的时候,已经有五亿多农民了,政治中心又是在北方,这促使我萌动起搞文学创作的追求。我的家乡是冀东根据地。我的家乡实际上是河北宝坻县,就是小靳庄,邢燕子、侯隽那个县。离北京比较近,接收到的新东西很多。算是得天独厚。
  这时出现一批作家有一个特点,当他们拿起笔来时,确实不是为了当作家。不是为了名和利。我14岁才看到报纸,17岁开始写作。《河北青年日报》创刊,我才知道文章是人写的。我一天写诗十首,二十首,寄给编辑部,等一阵,一卷退回来。反正也发表不了。我第一次收到稿费4毛钱。拿到钱不知道是干什么。我找到了那篇稿子,像范进中举一样,高喊我文章上报了。
  看到了写作的功能,我才永远不能放弃写作。我住在老大娘家,我从院子里看到她哭,娘家只有她一个人,父亲病了是她赡养,安葬,欠了账,父亲死了,村上不让她继承财产。我就写了一封读者来信给党报。几个月以后,《河北日报》转给了通县地委,很快就解决了。我又去了,老大嫂马上给烙饼摊鸡蛋。
  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分三类:一是听了《讲话》,从城市走向农村的。二是从农村长,进了城,为了革命需要,又回到农村的。三是农村生,农村长,写农村的。我是站在农民中间,写农民自己。
  作家是人精。我在这些人精里面闯了三十年。文学创作是一项艰苦的劳动,又是一项崇高的事业。
  1958年,为了不让我下乡,就是为了不让我在乡下写作。这倒逼着我想出了新的办法。当时我在市委政治组的写作组,掌握的先进人物比较多,我一番比较之后,就写王国福。市委就叫我写一本书,我就去写王国福。刚写了个头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不准写真人真事,市委赶快给我打电话,我就把以前写过的《金光大道》初稿,把王国福这个人作为演员拉进来,写成了现在的《金光大道》。没过几天,就是西沙战争。
  我正在创作的自传体长篇,共分五卷。第一卷童年,第二卷少年,第三卷从建国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,第四卷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,我是受了伤的战士,第五卷粉碎四人帮以后,全社会都在回顾,反思,我是如何跟上来的。这些年我体会到:钱能造富,也能致祸。政治变了脸,作家倒了霉。
  1985年3月20日夜至4月6日夜
  于如东县第二招待所5栋302室
  2014年5月10日夜至10月9日夜改于北京 长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