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21 您所呼叫的用户不在服务区
  后来我想,如果不是我的矜持,也许情况会完全不同,也许我可以牢牢地把我亲爱的“蝈蝈”抓在手心里,而不是让他像一枚硬币,安静地藏在我格子衬衣的胸兜里。
  不知道什么时候口袋破了,他就像那枚硬币,悄然滑落。等我意识到那枚硬币已经不在胸前,仓惶返身寻找,我一路走来的那条小径,已是遍地落叶萧瑟;落叶的尽头,天空飘起了白雪,恍然回首,四野苍茫,发已如雪。
  与“蝈蝈”长谈的第二天,我兴高采烈地去了景星街花鸟市场。
  那天阳光灿烂,走在街上的每一个人都快乐无比。
  一群被导游领来的四川人叽叽喳喳,听他们的口音,像是成都人,这让我莫名地涌起了某种亲切感。就是在成都,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我亲爱的“蝈蝈”。
  我看到一对洋人夫妇领着五个孩子,大孩子牵着小孩子,欢欣鼓舞地徜徉在鸟鸣花香狗吠之中。
  我想如果可能,我要为我亲爱的“蝈蝈”生下一大堆孩子,我想要一套有花园的小楼,我想和他坐在屋檐下前的木头椅子上,我们端着茶,或者咖啡,看我们的孩子,看他们像一群快乐的小狗般嘻戏。
  那是2014年的6月,中国很多省份已经开始实行“单独二孩”政策,我是独生子,我想他也是吧,我至少可以给他生两个孩子。最好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,男孩呢,就让他体魄健壮地成长,长大了像他的父亲一样去打仗;女孩呢,就让她温柔美丽像水仙花儿一样,我不会让她上大学,我要亲自教她识字,教她念唐诗宋词,我要请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,从小就教她弹钢琴,我要和我的女儿一起,慢慢长大……我就这样胡思乱想着,花了600多块钱给“蝈蝈”买了一个纯铜的zippo打火机,据说是“二战纪念版”,我猜他一定会喜欢。
  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,二战时,一个美国大兵把zippo打火机装在胸兜里,战斗中,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,他却没有死,原来是那个zippo打火机替他挡住了子弹。
  这个故事,让我感到满心温暖。我想,把打火机送给“蝈蝈”的时候,我一定要给他讲这个故事。
  “我就是你的zippo打火机,我希望你把我装在胸兜里,我相信,我会挡住射向你胸膛的那颗子弹……”我会这样对他说吗?
  我会的。
  我满心柔情蜜意,我很想打个电话,约“蝈蝈”共进晚餐,我是那么迫切地想要再次见到他,我要确证刚刚逝去的那个夜晚,湖边的茶室,“小二”,夜空中,湖水里,若隐若现的星光,他的手,他的外套,淡淡的烟草味道,究竟是梦是醒,是真是幻?
  要命的矜持使我放弃了自己的打算。
  我以为,他会主动给我打电话的。
  虽然我做过小姐,当过妓 女,可是我不做妓 女已经很久了,我不但找回了灵魂的底线,我想我也早已找回身体的底线。我相信自己是一个人见人爱的漂亮女孩,宣传处的那些年轻干部见了我一面,就打电话约我吃饭喝茶,“蝈蝈”和他们,究竟能有什么不同?
  没什么大不同,我想,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男人。
  我相信他会给我打电话。
  可是他没打。
  就这样又过了一天,他还是没有给我打电话。
  第三天是6月27日,星期五。
  那个黄澄澄的zippo打火机揣在我的兜里,已经被我的体温捂热了。
  我坐在报社的办公室里写一篇无关痛痒的新闻稿,编辑给我留了四百字的版面。
  我心不在焉,一个字也敲打不出来。
  我把那个打火机拿出来把玩,主任突然走进来,我吓了一跳,赶紧把打火机藏起来。
  主任奇奇怪怪地看了我一眼。
  我终于忍不住,给“蝈蝈”发了一条短信息:“在干嘛呢?”
  “蝈蝈”不用qq、不用微信、不用一切社交软件,他说这是他们的纪律。
  “蝈蝈”的短信很快回了过来:“等着开会。”
  我说:“晚上一起吃饭,你还没有给我讲故事呢?”
  他飞快地回了一条短信:“今天恐怕不行。可能会开很长时间。”
  我说:“我等你。”
  他说:“不用等了。马上开会了,我要关手机了。”
  我拇指如飞地编辑短信:“会散了给我打电话啊!”
  我等了5分钟,感觉就像一百年那样漫长,“蝈蝈”没有再回我的短信。
  我气咻咻地拨他的手机,一成不变的机器女声提示:“您所呼叫的用户已关机。”
  后来我才知道,“蝈蝈”他们一旦开会研究案情,所有与会者不仅要关闭手机,而且要把手机锁进一个可以隔绝一切信号的小铁箱。
  我好不容易糊弄完了那篇四百字的新闻稿,下班了,我站在报社大门口,看着一辆接一辆的汽车蜗牛一般在丹霞路上蠕动。我再次拨“蝈蝈”的手机,传来的仍然是对方关机的提示音。我感到自己的心仿佛也被蠕动的汽车塞得慢慢的,塞满了尾气,让我头晕目眩。
  那天晚上,我一次又一次地拨打他的手机,永远是:“您所呼叫的用户已关机。”
  我想,我永远打不通他的手机了。
  我没有吃东西,我昏昏沉沉地睡去。我突然惊醒,我伸手去摸那个zippo打火机。我吃了一惊,那个打火机竟然不在我的口袋里。我出了一身冷汗,几乎想都没想,就跳起来冲出了房门。
  我想,我一定是把打火机遗失在办公室了。
  我像个疯子,冲进灯火通明的办公室,有几个同事还在昏昏欲睡地加班。有人漠然地抬头看我一眼,有人目不转晴地盯着电脑屏幕。我拉开搁键盘的小抽屉,一眼就看到了我的打火机。
  我像抢夺财宝的强盗一般,一把将打火机抓住,紧紧地握在手心里。
  我捏着打火机冲出了办公室。这一次,我可以感觉到,所有的同事都抬起了头,每一个人都迷惑不解地盯着我的后背我飘飘的长发。
  我狂乱的心跳渐渐平息。
  我想,这是一个好兆头,我找到了打火机,明天我就能找到你。
  那一夜,我睡得很不踏实,我把手机开着,放在枕边,我以为你一定会给我一个电话,至少给我一条短信息。
  可是没有。
  那一夜,我想写诗,题目就叫,我的手机为你24小时开机。
  我迷迷糊糊地做了很多梦,清晨醒来,却一个都记不住。
  我仔细地检查了自己的口袋,确认自已带上了那个失而复得的打火机。
  接下来是星期六,然后是星期天。
  我想跑到边防总队的大门口,隔着马路,试试运气,看看能不能碰上他。
  算了吧,我怕碰上熟人。
  6月30日,星期一,我披头散发去上班,宛若大病一场。我接到电话,省公安厅禁毒局约我去采访,他们最近办了一个大案,一次查了两百多公斤海 洛因。我去了以后才发现,这是省厅禁毒局召开的一个媒体见面会。同城几十家媒体的记者都到场,大家拿到的都是同样的,统一了口径的打印材料,以及刻在一张光盘上的,一模一样的照片。
  我知道就凭这些材料写出来的稿子肯定交不了差。我咬牙切齿地祈祷冗长的领导讲话快快结束,我必须采访到这个案件的当事人,才能抓住一条所谓的“活鱼”。
  会后我顺利地堵住了一位姓王的处长,是以前在一起吃过饭喝过酒的。他愿意有限度地给我提供一些“内幕”,但是他不愿意让到他的办公室谈,理由是,他不想给同事造成单独与媒体接触的印象。
  我只好耐着性子等他下班。其间,我坐在滇池路边的一个茶室里,用笔记本电脑写了一篇大约300字的消息,通过wifi把稿子发给了主任。我给主任打了电话,向他承诺,更好的稿子还在后面,因为禁毒局的一位处长已经答应了我接受采访。其间,我数次拨打“蝈蝈”的电话,“您所呼叫的用户已关机”变成了“您所呼叫的用户不在服务区”。
  我的心悬了起来。
  我心烦意乱,无所事事地在笔记本电脑上玩“扫雷”,每一次,我都被地雷炸死。我的心情越发灰暗,总想着这不是什么好兆头。
  王处总算下班了,约了个地方一起吃饭,一边吃一边聊。这是个夸夸其谈的家伙,事实上这个案子与他关系甚微,可他总能变着法子把自己扯到案子里去。他暗示我,他本人的经历便是一个很好的新闻故事。我捉摸着我需要的新闻素材已经差不多了,就想尽快结束这场他一个人独白的枯燥饭局。
  我莫名其妙地就提到了“蝈蝈”的名字,问他认不认识?
  王处翻了翻白眼,很肯定地说不认识。
  我提到了“四哥”那个案子,处长又翻了翻白眼,说有点印象,是个小案子。
  我以为自己听错了,反问道:“只是个小案子吗?我记得,当时很多媒体都报道了,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还做了新闻专题……”
  王处不无讥讽地说:“边防搞宣传很厉害,屁大点个小案子都能宣传得惊天动地,屁大点个小人物都能塑造成惊天动地的大英雄……”
  渐渐地,我的眼中只剩下了王处那张不停开合的黑洞洞的大嘴,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,抓起菜碗里最肥的一块猪肉塞到那个黑洞里去。当然我不会这样做,我只是耐心地等待饭局结束,然后礼貌地向他表示感谢。
  王处意犹未尽,邀我饭后去喝茶,一边喝一边继续聊,我委婉地拒绝了,我说我得赶回去写稿子,否则就赶不上明天的版面了。
  王处肯定很失望。
  王处提出驾车送我回家,我同样拒绝了。我告诉他,我不回家,我要去报社。
  看得出来,王处真的很失望。
  我在心里发誓,永远不再和这个处长见面,因为他竟然没有听说过“蝈蝈”的名字,竟然说我心爱的“蝈蝈”不过是“屁大点的小人物”!